2021/08/22
《活出最乐观的自己》&《活出生命的意义》
《活出最乐观的自己》是著名的积极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的经典著作,而《活出生命的意义》则是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名作。我也不确定哪本书更知名,但中文书名谜之相似,主旨互有联系,我又差不多同时读完和听完,所以就偷懒放在一起写了。
我对于一本好书的评价标准,粗浅地说至少要包含三点:首先要有新颖的观点,要是能颠覆我已有的观点就更棒了;其次,要有足够的证据和说服力,这点是和公众号文章之类的浅阅读不同的标准,作者应当能对自己的观点提供充分的论证,否则新观点就变成跳大神了;第三,书中最好能对提出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把理论落地,这样作者的观点才有真正的实践价值。
按上述三个标准,《活出最乐观的自己》是一本我可以打五星的心理学著作。观点清晰明确,富于独创性,而且竟然颠覆了我对自己的认识!虽说心理学是理查德费曼眼中的“伪科学”,但作者设计了一些具有信服力的实验,对其观点作出了有力的论证。最后,书中对于如何应用其理论给出了简洁而有效的指导,实操性也很强。
本书的英文原版书名Learned Optimism(习得性乐观)其实更直指主题,对应的概念是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作者通过实验颠覆了传统心理学的观点,证明了悲观的解释风格(explanatory style)造成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造成悲观的预期,而悲观加上反刍是造成抑郁症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女性更喜欢反刍,也因此更容易得抑郁症)。从反面也可以证明,只要运用一些“乐观技术”,通过认知疗法改变悲观的解释风格,就可以有效治疗抑郁症,而且比用药物治疗更具有永久性的疗效(虽然作者没有明说,但也应该比药物具有更少副作用)。
解释风格分为三个维度:永久性、普遍性和人格化。乐观的解释风格就是把积极事件归因为永久的、普遍的、归功于自己的,而把消极事件归因为暂时的、特定的、怪罪于他人的。最让我惊讶的是通过书中的乐观度测试题,我原本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人,结果测试结果竟然是中度悲观。虽然我对消极事件的解释方式是中度乐观,但我对积极事件的解释是极度悲观的——也就是说,我把自己碰到的好事都归功于他人,并且认为这种好事不会持久,不会扩散到其他事情上。正负一抵消,我的整体乐观度就变成偏悲观的了。
我觉得这个结果和我的职业思考习惯以及中国文化传统都是密不可分的。律师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定程度上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以风险预判为导向的,如果过于乐观看不到风险,对我们而言反倒是十分危险的。事实上作者也在书中提出,销售之类需要积极进取精神的职业是乐观主义者更容易取得成功的,但悲观者对现实具有更理性、更客观的判断,所以财务、法律、项目管理等需要控制风险的职业反而更适合悲观者。而解释风格中人格化的维度——发生好事就归功于自己,发生坏事是他人的错——这个和中国文化中“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恰好是背道而驰的,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会显得自以为是,不懂感恩,推卸责任。另外,永久性的维度和成长型思维也有一定的矛盾之处。事实上,正反事件采取截然相反的解释方式本身,不也是一种自相矛盾吗?所以书中也说到,对于过于悲观者或者治疗抑郁症的时候,乐观的解释风格是非常有用的,但也不宜矫枉过正。
书里还有一点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儿童抑郁症。研究证明儿童的解释风格受母亲影响的程度远大于父亲,而且八岁左右定型。我没有给Eddie做完整的青少年版乐观度测试,只是随机问了Eddie几个问题,发现他和我的解释风格确实非常类似,尤其是在人格化的维度。就说最近的事件吧。本周二我和他网球课下课回家的时候不巧和楼里一位密切接触者邻居坐了同一架电梯,而他又恰巧没有戴口罩,因此被判定为次级密切接触者,需要集中隔离,因为年纪太小,我作为监护人陪他一起隔离。这几天隔离期间他就屡屡表示,都怪自己没有戴口罩。其实孩子们不戴口罩很普遍,而且他出门上课的时候还是戴了的,打完网球太热就没有戴,谁知道会这么不凑巧呢?但他就会本能地自我反省,认为都是自己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也无法认为现在的Eddie有抑郁的倾向,明明就是个快乐到有点二的孩子啊!日后有意识地继续观察吧。
而另一本《活出生命的意义》则讲述了作者,一名犹太裔心理学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经历,并且通过对集中营犯人心理进行观察和研究而独创的意义疗法。我认为从深层主旨来说,两本书是有一定相通之处的,只不过《活出最乐观的自己》是寻求事件的解释,而《活出生命的意义》是寻求更广泛的生命意义。作者认为集中营那些自杀的人就是因为无法找到继续忍受苦难的意义而放弃了生命,而现实生活虽说没有集中营那样严酷,但人们也需要找到意义感才能有勇气克服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磨难,坚持忍受生命的考验。作者在书中提到三类生命的意义:成就、体验和苦难。作者是犹太教徒,因此他的观点也多少带有宗教的影响,总让我联想到耶稣受难。
用我前面提到的三个标准来看,这本书就不太合格了,尤其是论证方面,作者只是以集中营的经历和观察为基础,辅之以一些个别案例,但并没有科学的控制试验,欠缺一些说服力。因此对我来说这本书较有价值的部分并非作者的理论,反倒是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的集中营经历,让我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军等有了更为生动真实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