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

苏东坡的头号粉丝林语堂为偶像写的传记，因此充满了粉丝光环，客观不客观不知道，中立是肯定不中立的（「我偶像做的都是对的！」）。但至少让我认识了「明月几时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识庐山真面目」以外的苏东坡——惭愧的说，之前只知道苏东坡是大诗人大词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还当过大官，仕途大起大落，甚至被流放数次。大概是失意才子的桥段看多了，忘了古代文人终究还是以「学而优则仕」为最高目标的呀！

最超出我认知范围的恐怕是书中所述的「王安石变法」。在之前学过的历史中，王安石是大诗人加大政治家，对其历史评价还是相对积极的。变法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也是一次锐意进取的改革。而本书中的王安石却被描绘为一个一意孤行、陷害忠良的小人。林语堂勉强对王安石的私德予以了肯定，但在政治上简直是彻底的唾弃之：其变法的出发点或许是善意的为国为民，但实际效果却是祸国殃民，与民夺利，虽充实了国库用于开疆拓土的战争，却导致民不聊生。为推进新政，保守派的旧臣遭排挤，其中最著名的就包括司马光和本书主人公苏轼；他的用人眼光尤其差，为填补空缺提拔了一批小人，这群奸臣在其身后更是对保守派打击报复，开启了最终导致北宋灭亡的党争。而苏轼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时而被调配地方，时而被召回京都，一生可谓颠沛流离。

读完书做了一点功课，发现这次变法由于极为激进，历史上争议也很大，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和统治阶级对其都有不同的评价。尤其是后者，肯定还是否定变法，主要取决于自己的需要。比如我天朝吧，还是经常需要搞点变革的，不免触动部分人群利益，这时候王安石的话就很好用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然而反过来，这段话解读为不知敬畏、刚愎自用，也是合情合理。所以说历史不仅仅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是一把可以随时拿来用的夜壶啊。

给我带来的另一启示是，改革不是不行，有时甚至不改革不行（比如我朝的改革开放），但如何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落地完全是另一码事，决不可犯王安石闭门造车的错误。如何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各方利益如何平衡，如何确保基层执行到位又不矫枉过正，实在是门高深的学问。就拿最近两年的抗疫防疫工作来说，就有很多值得探讨思考的，这里就不展开了。

说回苏东坡，文人从政还是很不容易的，文人一般感性、理想主义，而当官，尤其是当好官，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忘记在哪里看到的评论说苏东坡可谓文人从政的典范。他在各地当过地方官，直接接触基层，因此常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争取资源解决民生问题，干了不少实事。苏东坡任职过的杭州就尤为喜爱他，我之前也差点误认为他是杭州人呢。也许他没有王安石懂经济，但他有朴素博爱的道德观，目睹民间疾苦，一直极力反对新政，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安石朋党的奸臣，也因此遭受排挤和报复，引发乌台诗案，被刻入元祐党人碑。

还有让我惊讶的一点是苏东坡是佛教徒，而作者将他描绘为一个佛教和儒家思想融为一体的人物。明明佛教是出世的，儒家是入世的，苏东坡却能两者兼修，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上得朝堂下得农场，当官时能心系于民、针砭时弊，被贬谪时又能神交陶潜，自得其乐。他亲民、幽默、健谈，具有乐观精神，人缘极佳，处处受人荫庇（很多地方官因为关照他而被贬，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粉丝）。无论在黄州、岭南还是海南，他都能欣然安居。我个人最喜欢他在黄州的那一段，被流放的田园诗人的日子未免过得太惬意，期间产出的作品也是最广为流传。他和苏辙一生的兄弟情谊也让我大为感动，兄弟俩虽然性情迥异，但一生的重要关头都倾尽全力互相照拂家人，当得起至亲二字。两人在雷州的生离死别，竟是差点让我看得落下泪来。

最后，林语堂的原书竟是英文写的（读到原书名The Gay Genius的时候我也是一愣），真是难以想象他是如何把那一篇篇古诗文给翻译成英文的，有机会一定要一读。而我读的中文版是由台湾翻译家张振玉翻译的，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也是由他翻译的。他的译本可谓信达雅的典范，不知情者误认为是原著也是理所应当。如果说林语堂偏爱苏东坡有失公允要扣一分，那张先生的超五星翻译又弥补了回来，当之无愧的满分传记经典。